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吳逸生，〈「三角肉」我見〉，《臺灣風物（季刊）》，第 20 卷 3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民國 59 年 8 月 16 日出刊。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搭廠」（竹子搭建的棚架）。 除了辦席事宜外，主人家也得邀請賓客，通常是設宴前二、三天，以口頭方式告知親朋好友；經濟條件比較好或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家則會送發請帖。 在設宴迎娶前一天，有些人家會先用三牲和一些菜飯在門口拜拜，祈求四方靈界不要來搗亂，讓儀式與喜宴可以順利完成。 其中屬於飲食生活的「辦桌」即是一項常民文化，原來它也可能消失於現代化之中，但卻因它文化的特殊性，幸運地被保存下來。 儘管這些年在國外的飲食洗禮，加上在全球化餐飲潮流中所接觸到的各國飲食文化，我卻一切無法忘懷我最深層來自台灣的飲食記憶–「辦桌」文化。 或許是看完電影「總舖師」的催化作用，也或許是心裡留著我那總鋪師外公的血液，更有可能的是對我在國外接觸到的婚禮宴會的反思。 心中一直想要把這份辦桌記憶重新拼湊，希望可以彌補我與母親對於無法繼承外公的總鋪師的遺憾，也可以帶大家回到兒時對辦桌的期待與歡樂記憶，更希望可以能為推廣台灣在地飲食文化盡一份心力。 在過去的時代，舉辦這樣的流水席時，會在路邊搭起臨時地棚子，準備排列整齊的桌椅，但是多數地方都市化後，可以在戶外辦桌的場地減少之外，消費者的用餐要求條件也有所改變。 就像電影《大喜臨門》那樣的辦桌型婚宴，不但會受到颳風下雨等天候因素影響，天熱的時候是否有空調、餐飲製作的衛生環境、以及過程可能產生的噪音與垃圾廚餘，都影響了我們對戶外辦桌的接受意願。 而在宴席的過程中，主人家常會為了熱絡氣氛，多半會加入娛樂節目，聘請藝人演唱跳舞，在早期的傳統社會當中，更有主人家會請脫衣女郎來跳鋼管舞。 在經歷了這2年疫情影響，不少人對於一起用餐、大型婚宴甚至是農曆年的家族團圓飯，多少都受到了些許影響。 但是對我們來說，尤其是早期戶外辦桌的熱鬧，以及富含人情味及好吃實惠的餐食，更是國內的一種特殊文化表現。 首先是每辦完一場就得要清洗廚具、車體內部，當時的電路線設計全都在車底部，造成清潔上的困難；其次，車內部的積水引流不出去，因此阿勇師很快的淘汰了第一台餐車而修正缺點成為現在使用的第二代外燴餐車。 電影《總鋪師》將台灣辦桌文化演得活靈活現，這個在台灣落地生根的飲食文化陪伴人們走過歲月，也寫下一頁獨特的歷史文化，有一位阿勇師，他是南台灣的辦桌活字典。 外燴 蘇揚期、王柏山，〈「地方感」研究觀點的探討──從人本主義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到都市意象學派 〉，《社會科教育研究》，10，2005.12，頁 。 蔡志祥，〈走向田野的歷史學--田野調查和地方史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1994.秋，頁 。 那正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工業社會、出口量增加的時代，台灣民間開始蓬勃的辦桌，則悄悄改變內門人的生活。 長期參與廟會、辦桌等傳統民俗的文史工作者顏震宇分析，較不受影響的總舖師有兩種：一種是有提供祭祀供品，因為就算沒有大型活動，祭祀活動不會少；再來是師傅有設備或中央廚房，將食材轉換為真空包，搭配宅配、電商販售。 劉鐵梁，〈村落廟會與公共生活秩序〉，收錄於莊伯和總編輯《兩岸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臺大社會學刊》，第28期，2000，頁189－228。 ────，〈「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二期，1999，頁 。 W. Lawrence Neuman著，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 圖為臺史博館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書下卷》。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營，將傳統小吃店的經營型態，轉變為現代化的餐飲營運模式，例如電腦化的點餐系統，現代化的廚具設備，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等在在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去思考經營，因此成為台灣極具規模與份量的餐飲店。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就是打破傳統觀念，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堪稱業界傳奇！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有神明生、廟會、喜宴、尾牙等辦桌訂席，才有收入，因此，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卻也使得辦桌師傅、助手收入不穩定；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 借鏡國外「變形金剛」提升外燴服務28歲那年，第一次出國的汪義勇，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於食物的堅持與擺盤的美學，於是有一個念頭開始在他心中發酵，那就是決定要把在地的辦桌文化更加提升，從此愛上出國取經。